《 我的老师》今天上午八十岁的学生，又一次来看望九十岁的老师！
我的老师李方贤生于1932年。是一位为共和国建立扛过枪，打过仗的离休老干部。1958年他又以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，从部队转业来到了东边陲北大荒。
我和李老师相识是1959年，我在850农场子弟中学读书，李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。一位军人出身的体育老师，教学风度就是不一样！无论是各种球类，单双杠李老师的每一动作都是那样的完美标准。今天上午李老师深情的说；“到了1960年师生每天平均只供给6两粮食”。学校想尽办法，将稭干粉碎后加少许的玉米面蒸成窝窝头，每个学生和老师，每餐只能分得一个窝窝头加一碗菜汤。这种窝窝头吃时是扎嗓子的，吃了以后一些学生又排不出便，疼的嗷嗷叫！有位叫高潮的老师下手用手指为学生一块一块地往外扣。下课了，学生常常跑到外面用小刀刮榆树皮，回到班级放在炉子上烤着吃。烤好的榆树皮又香又碎，嚼起来粘粘的……我还清楚的记得。
午餐后仍感觉很饿，就跑到秋收后的菜地里，抜地上的大头菜根回来吃。星期天有个同学带我们寝同学去农场打鱼队，捡鱼鳞，把捡回来的满是污泥的鱼鳞洗干净，用脸盆加水熬成鱼鳞冻很香。我和别的同学饿的时候曾吃过牙膏。因为当时的牙膏有点甜，空肚子吃下的牙膏，可不得了！冑痛得很厉害，后来再饿也不敢吃了！在那极端困苦的年代，在我记意中，有两位老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，这两位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。每月只有28元的生活费，都是教语文的。
一位是电影艺术家沈默君；另一位是大学讲师李军。沈默君是建国后著名电影剧本作家、导演，創作颇丰，如：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南征北战》《海魂》，还有六十年代写的《自有后来人》，后来改名叫《红灯记》等等。沈默君老师打成右派后，1958年下放北大荒，之后在我们学校当语文老师。学生知道他是个大名人，下课后，常常把他围起来后来，要他讲故事。学校见此情景，一位姓戴的书记在大会上说：“沈老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和他划清界限 ”！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，1960年深秋，学校要储备过冬菜，夜间派我们几个大个子学生坐在大卡车上，去农场往学校拉萝卜。其中有一位老师就是沈默君。夜间的北大荒已是很冷了，我和沈老师畏依在一起，他总是不停地打嗝，我不时地闻到酸败难闻的味道……后来我才明白，沈老师有严重的冑病。到了1961年元旦，饥饿的形势略有好转，为了喜迎元旦，学校在食堂举办一场文艺节目，师生共迎元旦。沈默君老师和另外几住老师演了一段《白毛女》，沈老师演杨伯老。真是情真意切，十分感人，至今难忘！
李军老师当年是安徽某大学讲师，1957年反右打成右派，他曾向学生说过，他是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的人，我当时还不理解是什么意思？1958年下放北大荒，在我们学校一直教初三年级语文。有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，一是：李老师有很多书，没地方存放，用麻袋装，一麻袋一麻袋的摆放在教室的走廊一边。因为我们这个学校之前是日本鬼子的旧军营，走廊很宽。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书。真可谓学富五车！二是：李老师有严重的冑病。人很瘦，头发花白，看起来像六十多岁，其实只有四十出头。饭后的餐厅里，时常见到他拿一把小勺，在学生分餐后的饭盆里吱嘎吱嘎的刮残留在饭盆上的饭碴吃。三是：李军老师很赏识我的写作能力，他不止一次地将我的作文在两个班里讲评，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！从那以后学习语文成了我终身的爱好！我们就这样熬过来了！师生感情就是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的。
到了 九十年代，李方贤老师作为一名老教师在虎林县光荣离休。2001年我听说，李老师离休后投奔子女，由虎林移居牡丹江市。我就四处打听，终于在《牡丹江日报》社找到了李老师的儿子，这才见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李方贤老师！自那以后，我们之间常来常往…… 2008年我因添了孙子，移居北京。自此我过上了“候鸟”生活，每逢夏天必回牡丹江。十五年了，我曾十三次去看望李方贤老师！
我是一个“长大后我就成你”的教师。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位解放前的私塾先生，农村书法家。我的哥哥嫂子也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由北京来北大荒的。“文革”中又把哥嫂下放到林场劳动，哥哥身体瘦弱，抬不动大木头，林场主任安排哥哥到小学教学。从爷爷开始，我们这个家庭，对尊师爱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！
这里我要说一下另一位健在的姚尚群老师，姚老师和李方贤老师是同龄人，现住北京房山随园养老院。姚老师精通俄语、英语，入住这个养老院半年了，之前姚老师住北京昌平，我们离的较近，我也常去看望过他。姚尚群老师多才多艺，来北大荒之前，曾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位俄语翻译。九十年代当过苏联驻华大使罗高寿的翻译。姚老师勤奋好学，现在每天早晨还在读俄语！是我们晚辈的楷模师表！当年有几十位教师的850农场子弟中学，现在只有这二位老师还健健康康的活着！这是我们当学生的福份！“无情岁月增中减”，祝愿两位老师健康长寿！
学生：秦德昭2022年8月11日夜
